摘要：在二战后所形成的习惯国际法机制中，指挥官责任（上级责任）用以追究国际刑法上的个人刑事责任。自联合国特设法庭建立以来的现代国际刑事司法，将其对指挥官责任的解读构筑于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6条和第87条之上，这两条同时也被认为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各自规约的第7条第3款、第6条第3款的司法实践，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复杂且艰难的法理。国际刑事法院对指挥官责任机制的运用，首要来自于《罗马规约》第28条这一条约机制，在此规定下，不论军事还是非军事上级都可以作为被告人被追究个人刑事责任。最近的特设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实践，针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包括：（1）指挥官责任的性质如何界定；（2）指挥官责任如何适用于目的犯罪，特别是种族灭绝罪，以及该机制如何适用于除犯罪实行外的其他犯罪参与形式；（3）指挥官责任怎样与不作为帮助犯区分；（4）以指挥官责任归责将会如何影响被告人的量刑。本文旨在阐述上述问题，并从实证法运作和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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