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外关系呈现法治化发展倾向，国家对于对外关系的规制开始从以政策为主转向法律与政策并用，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是部分国家开始制定、颁布专门性的对外关系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下文简称中国《对外关系法》）和《澳大利亚2020年对外关系法》（下文简称澳大利亚《对外关系法》）的颁布为考察对外关系立法实践提供了比对样本。前者的内容具有综合性和基础性，后者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对其州和领地政府对外签署协议的审查与批准，具有专门性。二者在条约和协定缔结权、批准权和废除权的分配，中央与地方对外事务权的分配，适用的领域范围及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共性和差异性。着眼于推进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实施和对外关系法治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应在《对外关系法》原则性、授权性规范的基础上，明确赋予地方政府在经济、贸易、文化、民间交流等活动中签订备忘录等非条约性协议的权力。中国应建立条约适用的规则体系，包括制定条约适用法及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中适用条约的经验和需要制定司法解释，以及制定、完善对外关系分领域（如对外援助）的立法体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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